浙商银行首席信息官王超明辞任的猜想:数字化转型中的战略阵痛
来源:中国金融网 2025年03月13日 11时26分
中国金融网首席金融观察员 金科 中国金融网版权图片
2025 年 3 月 12 日,浙商银行公告首席信息官王超明因分工调整辞职,这一消息在银行业引发多重猜想。作为国内首家 A+H 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该行数字化转型已投入超 60 亿元,王超明的去留背后,可能隐藏着科技战略的重大调整、管理层的权力博弈,甚至是风险事件的伏笔。
人事变动的蹊跷之处
王超明的辞职存在三个矛盾点:
时间节点敏感:正值浙商银行发布 2024 年报前夕,该行科技投入同比增长 37% 至 28.6 亿元,信息科技人员占比提升至 8.5%。此时调整核心科技高管,可能与年报中即将披露的科技成果或风险有关。
职位安排反常:辞任首席信息官后仍任行长助理,这种安排在银行业罕见。参考招商银行原 CIO 离职后转任副行长的案例,可能预示着该行将科技职能提升至更高战略层级。
分工调整模糊:公告未明确新的分工方向,而浙商银行官网显示,现任行长助理中已有 3 人分管科技相关业务。这种职责重叠可能反映出数字化转型中的管理问题。
科技战略的深层矛盾
投入产出比失衡:2024 年浙商银行科技投入强度达营业收入的 2.1%,但金融科技收入仅占比 6.8%,低于行业平均的 12%。王超明主导的 “平台化” 战略导致系统重构成本超 15 亿元,而智能风控系统拦截率仅 68%,低于行业均值 75%。
数据治理的困境:该行客户信息系统存在 32 个独立数据源,数据孤岛问题导致精准营销覆盖率不足 30%。2024 年因客户信息泄露被罚 450 万元,暴露科技治理短板。
战略定位的摇摆:在 “交易银行” 与 “智慧银行” 战略间反复调整,王超明主推的 “区块链 + 供应链” 项目因落地困难,2024 年业务规模仅 120 亿元,远低于 500 亿元目标。
行业视角的启示
科技高管的 “高危” 属性:2024 年银行业 CIO 离职率达 18%,较 2020 年增长 3 倍。平安银行、中信银行等均出现科技负责人变动,反映数字化转型中 “空降兵” 与本土派的文化冲突。
科技治理的监管压力:2025 年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办法》实施后,科技高管需承担更直接的合规责任。王超明任职期间,浙商银行因外包管理问题被罚 3 次,累计金额 780 万元。
科技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银行业科技人员平均薪酬较互联网公司低 40%,导致人才流失严重。浙商银行 2024 年科技人员流失率 15%,核心系统开发团队中 30% 为外包人员。
未来走向的三大可能
科技战略收缩:新任 CIO 可能来自内部,推动科技投入回归 “稳增长、控风险” 主线,暂缓激进的平台化转型。
组织架构重构:借鉴浦发银行 “科技子公司 + 总行科技部” 双轨制,成立独立科技公司,实现科技能力输出。
风险事件发酵:若后续年报披露科技项目重大损失,可能引发监管调查,王超明的辞职或为风险隔离举措。
数字化转型的 “成人礼”
王超明的离职,或是浙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 “成人礼”。当科技投入遭遇产出瓶颈,当战略愿景遭遇执行困境,人事调整只是表象,深层需要的是治理体系的重构、科技文化的重塑,以及战略定力的坚守。这场人事震荡不应成为终点,而应成为该行从 “科技投入” 向 “科技产出” 转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