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大典 | 何世红/文

历史图片提供：张仁济私人中医博物馆

序章：一场疾病改写的医学信仰

1931年深秋，北平大学医疗系的解剖实验室里，20岁的张秀岩正用解剖刀划开标本的肌肉组织。彼时的他，眼中只有细胞与神经的精密构造，坚信西医的手术刀与显微镜是破解生命奥秘的唯一钥匙。他不会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将彻底颠覆他的医学信仰，让他成为中西医碰撞时代里，为中医抗癌开辟新路的开拓者。

这场病是顽固性非特异性结肠炎。连续数月的腹泻让他体重骤降20斤，西医的补液、抗生素轮番上阵，却挡不住身体像被掏空的沙漏。公寓烧开水的老人看着他干裂的嘴唇叹道：“去看看施今墨吧，那先生的药，能治西医治不了的病。”

施今墨在北京东绒线胡同收徒合影。施今墨（前排左五）、张仁济（前排右二）。图片由张仁济私人中医博物馆提供。

施今墨的诊室里，三味药构成的方剂改变了一切。三剂汤药下肚，腹泻奇迹般止住。当张秀岩能重新坐起，看着诊室墙上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 的匾额时，他突然明白：医学的真谛从不在门派之争，而在 “能治病” 的本质。1935年，他毅然放弃西医博士深造机会，转入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这个决定，让中国少了一位普通西医，多了一位将中医推向癌症治疗前沿的先驱。

1941年的拜师礼上，施今墨握着他的手说：“医者，当以仁心济万民。从今起，你就叫‘仁济’吧。” 阳光透过窗棂，在他的拜师帖上投下光斑，“仁济” 二字从此刻进骨血，成为他穿越半个世纪风雨的精神坐标。

逆境中的坚守：从煤渣药方到抗癌火种

1957年的太行山区，一间废弃仓库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草药配伍。39岁的张仁济用烧焦的煤渣当笔，在斑驳的墙面上默写着 “黄芪配莪术，补气不滞邪”“半枝莲合半边莲，清热解毒抗癌瘤”。就在几天前，他积攒的 2000余首民间验方被付之一炬，连同工作一起失去的，还有安身立命的依托。

这不是他第一次直面命运的重击。1970年冬天，河北邢襄矿区的土坯房外，雪花落满了诊所的门板。妻子骤然离世的消息刚传来，女儿张大宁在山西插队，幼子在北京寄养，家成了散落的碎片。但门板上患者连夜排队的名字提醒着他：矿区里，太多人得了 “噎食症”（食道癌），咽不下饭，更找不到活路。

他把铺盖搬进诊所，白天给矿工诊脉，夜晚在煤油灯下翻医书。为了验证一味草药的药性，他在田埂上观察半枝莲的生长规律；为了确认蛇莓的毒性，他亲尝其汁，记录从舌尖发麻到胃肠反应的每一个细节。矿区的矿工们记得，这个戴眼镜的医生总背着竹篓上山，裤脚沾满泥点，篓子里装着的，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在失去工作的7年里，仓库的墙壁成了他的 “数据库”。300余首抗癌方剂被一一默写、修订，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里，藏着中医抗癌最朴素的逻辑：“癌症不是单一肿块，是全身正气亏虚后的‘内乱’。” 他在墙缝里塞了张纸条：“今日见一食道癌患者，水米不进，用壁虎配蟾皮，佐以甘草缓毒，三日后能进稀粥。” 这样的临床记录，后来成了《中医治癌新路》里最珍贵的一手资料。

1979年平反时，65岁的张仁济从怀中掏出泛黄的手稿，纸张边缘已被汗水浸得发脆。有人劝他：“该享清福了。” 他却指着诊室门口排队的患者笑：“他们还在等，我走不了。”

医学突破：中医免疫疗法的开创与实践

1988年1月，北京张仁济肿瘤研究所的牌子挂了起来。研究所的玻璃柜里，整齐排列着50余种抗癌草药，每种草药旁都贴着标签：“半枝莲/半边莲：广谱抗癌，尤擅消化道肿瘤”“紫石英/紫贝齿：针对脑癌及转移，安神定惊”“蒲公英/紫花地丁：治结节肿块，乳腺癌效佳”。这些是张仁济从太行山区到京城诊室，用20年临床经验筛选出的 “抗癌利器”。

他的创新，始于对癌症本质的重新认知。在西医普遍将癌症视为 “局部肿块”，主张 “以毒攻毒” 切除或化疗时，张仁济提出：“癌症是全身问题的局部表现，好比一棵大树烂了根，光剪叶子没用。” 他认为，癌症的核心是 “正气亏虚、癌毒内蕴”，治疗需 “扶正祛邪”——用黄芪、当归补气血，像给土壤施肥；用半枝莲、蛇莓清癌毒，像除杂草；再调理脾胃，让 “土壤” 能持续供能。这种思路，后来被他命名为 “中医免疫疗法”。

为祝贺张仁济先生80岁寿辰，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亲笔题写了“仁朮济世、杏林回春”。图片由张仁济私人中医博物馆提供。

1979年至1998年，他累计诊治患者十余万人次，其中近六成是各类癌症患者，总有效率超过60%。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具体的生命：晚期肺癌患者老李，被西医判了 “死刑”，他每天骑着二八自行车上门，用 “黄芪+莪术” 的配伍调理三个月，患者竟能扶墙走到诊所；矿区患骨瘤的孩子，家里买不起药，他免费诊治，还写信给药材商：“这孩子的药钱记我账上”，多年后孩子带着自己的娃来谢他，他摸着孩子的头说：“能吃饱饭，比啥都强。”

1994年春天，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为张仁济先生亲笔题写了“华佗再世、为民造福”。百草治癌研究中心是张仁济先生创建的新中国第一家研究中医药治疗癌症的机构。图片由张仁济私人中医博物馆提供。

最具突破性的，是他对 “药对” 的创新应用。在施今墨 “药对原则” 基础上，他将中草药按 “功能互补” 组合：比如治疗白血病的 “蛇莓+白英”，前者清热解毒，后者利湿消肿，两者配伍能增强对异常白细胞的抑制；治疗乳腺癌的 “蒲公英+紫花地丁”，借助两者 “软坚散结” 的共性，直击结节病灶。1989年，他和女儿张大宁一起整理这些经验，1992年《中医治癌新路》出版，因实用性强再版5次，成为中医肿瘤诊室里的 “工具书”。

从医学角度看，这种疗法的价值在于：它首次将中医的 “整体观” 与现代免疫理论衔接——不直接杀灭癌细胞，而是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防线。这与后来西医 “生物免疫疗法” 的理念不谋而合，只是张仁济用的不是精密仪器，而是流传千年的草药。

仁心济世：超越技术的医者温度

张仁济的诊室里，始终放着三样东西：一把缺角的牛角刮痧板，一本翻烂的《千金方》，还有一个保温桶。保温桶里是他亲手熬的小米粥，给化疗后没胃口的患者备着；刮痧板是给贫困患者应急用的，“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千金方》的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注：“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他的接诊礼仪在业内出了名：患者进门，他必站立迎接；患者离开，他必送到门口。女儿张大宁说：“父亲常说，医生的手是把脉的，不是分贵贱的。” 无论对方是政商名流还是矿区矿工，他都一样耐心——给矿工讲药方时，会把 “一日三次” 换成 “早中晚吃饭后”；给老人写医嘱时，字比平时大两倍；给焦虑的患者问诊，会先聊几句家常，“心宽了，药才管用”。

1990年代的一个清晨，一位乳腺癌术后复发的患者找到他，手里攥着厚厚的检查报告，哭着说：“医生说没救了。” 张仁济没先看报告，而是问：“最近睡得好吗？” 患者愣了：“天天失眠，想着死。” 他随即在药方里加了合欢皮、夜交藤：“先睡好，才有劲儿跟病斗。” 三个月后，患者不仅睡眠改善，肿瘤也没再扩大。他常对学生说：“很多癌症患者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给他们信心，比开药更重要。”

这种 “见病更见人” 的理念，源自施今墨的教导，也成了他传给女儿的 “传家宝”。张大宁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抄方，看到他给贫困患者垫药钱，就问：“咱们不赚钱了吗？” 父亲指着诊室的匾额说：“医者的‘利’，在患者活下去的笑脸上。” 如今，在北京鹤年堂中医医院的诊室里，张大宁也保持着 “站立迎送患者” 的习惯，她整理的父亲医案里，还留着那句批注：“药治三分病，心治七分疾。”

薪火相传：从医案到传承的跨越

1998年春，83岁的张仁济躺在病床上，把128本医案交到张大宁手上。这些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十余万人次的诊疗经过：哪味药对肝癌患者反应大，哪类患者更适合 “先调理后抗癌”，甚至包括 “雨天脉象偏濡，用药需减苦寒” 的细节。“记住，方子要活在病人身上，不是锁在柜子里。” 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张大宁没有辜负这份嘱托。作为施今墨再传弟子，她不仅延续了父亲的临床工作，更致力于将 “中医免疫疗法” 系统化。2010年，她参与陈敏基层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学术交流，用父亲的 “药对” 理论为基层医生讲解癌症调理方案；在整理《中医治癌新路》再版时，她补充了近十年的临床验证案例，让 “半枝莲/半边莲” 等经典配伍有了更详实的现代药理依据。

这种传承，让张仁济的医学思想在新时代焕发活力。2007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将 “中医药国际贡献奖” 以他的名字冠名，表彰他 “为中医抗癌国际化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2023年，他提出的 “扶正祛邪” 治法被纳入《中医肿瘤诊疗方案》，成为全国中医肿瘤医生的指导原则；河北乐亭的张仁济纪念馆里，那盏陪伴他默方的煤油灯仍在陈列，灯光仿佛在说：真正的传承，是让思想永远活着。

遗产与启示：中医药现代化的践行者

站在人类战胜疾病的维度看，张仁济的价值在于：他证明了中医不是 “慢郎中”，在癌症这类重疾面前，传统医学能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他的 “中医免疫疗法”，本质是用中医的 “整体观” 破解癌症的 “系统紊乱”，这种思路为现代肿瘤治疗提供了重要补充——当西医聚焦 “消灭癌细胞” 时，他提醒人们：“别忘了帮人体重建防线。”

从中国医学发展的角度，他的探索更具启示意义。作为同时掌握西医、中医、现代药理学的医者，他既没陷入 “中医万能” 的偏执，也没掉进 “否定传统” 的陷阱。他东渡日本学习药理学时，专门研究麻黄碱与中医 “宣肺平喘” 理论的对应关系；在临床中，他用西医检查明确癌症类型，再用中医辨证制定方案。这种 “开放而不盲从，传承而不僵化” 的态度，正是中医药现代化最需要的智慧。

今天，当中医面临标准化、国际化的挑战时，张仁济留下的不仅是50余种抗癌草药、300余首方剂，更是一种精神：对传统的敬畏，对创新的勇气，对患者的赤诚。他用一生证明：中医药的生命力，不在于故步自封，而在于与时代同行——既扎根《黄帝内经》的经典土壤，又吸纳现代科学的养分，才能让古老智慧真正服务于人类健康。

太行山区的煤油灯早已熄灭，但它照亮的路还在延伸。在张大宁的诊室里，在《中医治癌新路》的字里行间，在无数中医人 “扶正祛邪” 的实践中，张仁济的 “仁心” 与 “仁术”，正继续书写着属于中医药的传奇。

2025年8月28日，张仁济先生的女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门诊部原中医科主任、中国癌症基金会科普与健康传播全国协作组指导委员会指导专家、北京鹤年堂中医医院名誉院长、北京鹤年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张大宁接受中国发展网健康频道、名医大典、当代名医、中国金融网、微摄的联合采访。

尾声

2008年清明，张仁济的学生们去给他扫墓，发现墓碑前放着一束野菊花，花里夹着张纸条：“张大夫，我还活着，谢谢您。” 没人知道是谁放的，但大家都明白，这是对一位医者最好的告慰——他没留下惊天动地的理论，却用最朴素的方式，让无数人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这或许就是医学最本真的模样：不是追逐奇迹，而是守护平凡；不是争论门派，而是解决病痛；不是留下名字，而是留下 “人能好好活着” 的可能。张仁济的传奇，正在于此。